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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是新中国用来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地方。
能进入功德林改造的战犯最起码也是个将军或省级大员。在毛主席“一个不杀”的感化教育思想下，这些人受到了宽大处理，在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。
然而想让这些曾经心高气傲的“党国军政大员”，坦然面对自身的错误，绝非一件易事。
在改造之初，这些战犯中不乏有要保持“气节”杀身成仁的，有逃避改造怒目冷对的。其中最为顽冥不化的，当属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
黄维
。
展开剩余93%黄维秉承所谓的儒家之道，虽然为人处世光明磊落，但也有着“书呆子”般的迂腐顽固。
他因受蒋氏知遇之恩，在改造初期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，还经常在学习中大放厥词。
1952年，管理所组织了一场关于民国四大家族的座谈会。学习小组组长董益三刚将一本相关书籍读完，黄维便为四大家族辩解了起来，还发表了一通针对毛主席的攻击诽谤言论。
如此反动荒谬的话语，令同小组成员群情激奋，董益三更是气得直接动手扇了黄维两耳光。黄维不甘示弱，挥手迎战。
由此，爆发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第一次打架事件。
功德林内的“内卷”
其实除了黄维及少部分顽固分子外，其他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十分顺利的。作为曾经的对手，共产党人对这些俘虏不辱不杀，真正给予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身在看守所中的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外界，但光从官兵平等、行事公平公正的看守所，他们就足以见识到这个新生政权的不凡之处。
平静而又充实的学习生活，也让他们逐渐褪去了暴烈如火的心性，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错误的过往。
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，并非是王侯将相、富商巨贾，而是饱受苦难的穷苦百姓。
这些过去他们看不上的平民们，却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，展现出了令他们惊讶的凝聚力、勇气与智慧，最终建立起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，充满活力的新生政权。
程潜、章士钊、傅作义、郑洞国，这些被他们所深深敬仰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，先后到达功德林来看望他们，苦口婆心地对战犯们进行思想教育。
俗话说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”在新中国春风般的感化教育下，这些战犯深受感动。
以杜聿明、王耀武、董益三、沈醉等人为代表，这些战犯逐渐在思想改造上内卷了起来。
“救火将军”杜聿明，在功德林中备受战犯们敬重，一开始也是持顽抗态度被转入功德林的。
他在棉裤中藏了60多粒安眠药，企图等待时机自绝以“明志”。然而管理人员的谆谆教导，同为重要战犯的傅作义立功赎罪的事实，都让他清晰地认识到新政权的包容性。
他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，将立功赎罪视为自己的唯一出路。
在他病重之时，管教领导姚处长彻夜陪伴在他的床头，使得杜聿明深受感动。
他在病愈之后紧紧握住姚处长手，动情地说道：
“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！”
随后在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。
1954年，作为功德林监狱战俘们公认的“老大哥”，杜聿明还默许了一场狱中的“中日大战”。
这场“煤山战役”是由抗日名将刘镇湘所主动发起的，战场就是他们日常劳作的烧锅炉所用的煤山。
当时刘镇湘正与郑庭笈一同抬煤，因为郑庭笈临时尿急，于是刘镇湘便站在原地等他。刘镇湘四处观望，竟然发现不远处有三个日本战俘在打网球，这使得他恼怒万分。
正在刘镇湘拼命压抑自身怒火时，一枚白色的网球突然飞到了煤山之前，一名日本战俘拎着球拍大摇大摆地前来要球。
这一傲慢姿态激怒了刘镇湘，他立即地将其推倒在地，让日本战俘摔了个狗吃屎。
眼见自己人受了欺负，其他两名日本战俘也骂骂咧咧地前来帮忙，刘镇湘顿时陷入了以一敌三的劣势。
正在这时，上厕所归来的郑庭笈发现了这一幕，急忙跳脚呼叫支援。
国军一改往日作壁上观的恶习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迅速的救援行动，宋希濂、杨波涛、邱行湘等人火速赶来助拳。
双方在烟尘四起的煤山上展开了一场大战，国军一位兵团司令、五位军长展现出了他们优良的作战水平：
郑庭笈作为先锋，使用了“箩筐套脑袋”，成功阻断了日军的后路。
猛将宋希濂先是一招猛虎掮猪，将一名日军摔了下去，随后用扁担将日军纷纷打落下来。
而杨伯涛、邱行湘两位少壮将领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，依靠铁锹、扁担的火力优势痛击日军。
如此声势浩大的战斗，惊动了隔壁扫地的“老大哥”杜聿明，急忙让文强前去打探消息。
文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番之后，才重新跑回杜聿明身边汇报：“我部大获全胜！”
杜聿明听罢，满意地眯着眼说道：“嗯，告诉弟兄们注意分寸。”
文强了然，随后立即回到战场放起了哨。此次煤山大捷过后，虽然参战者都受到了批评，但他们却比战场上打了胜仗还要痛快。
在对外时他们保持团结一致，但在私下的日常改造中的竞争却愈演愈烈。
这其中以董益三最为突出，军统出身的董益三在国军中的时候就爱好打小报告，后来堪称功德林战犯中的“内卷之王”。
董益三与黄维的矛盾
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，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被迁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得知共产党要对他们这些战犯实行宽大改造政策。
黄维对此不屑一顾，他充满偏见地认为，这不过是共产党的“欺骗宣传”，实则还是要让他们蹲苦牢。
然而这里的生活却大大出乎黄维所料，和常规的劳改犯不同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实行着半工半学的管理制度。战犯们要参加有组织的学习，黄维被划归到董益三学习小组之中。
董益三是在襄樊战役中为解放军所俘，之前属军统少将处长，与黄维并没有交集。
国民党之中历来盛行派系之争，身为蒋介石嫡系领兵打仗的黄维，自然瞧不起军统出身的董益三。
在日常学习之中，思想顽固的黄维拒不接受改造，经常对改造积极的董益三、梁培璜等人冷嘲热讽。
董益三等人因黄维资历深厚，加上顾忌管理所的规定，一直对黄维再三忍耐。
一次，管理所组织董益三学习小组开展一次学习座谈会，揭露民国四大家族仗着权势肆意剥削百姓的丑恶行径。
黄维虽然明白这是事实，但对于他愚忠的蒋介石，他持有一些不同意见。
他对董益三所读《四大家族》一书中的
“国民党的银行都属四大家族所有，都是蒋介石一家的”
并不认同，还偷换概念地污蔑起毛主席来，声称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毛主席一家的。
如此反动荒谬之言一出，立即惹了众怒。董益三立即怒骂道：
“你这个反动派！”
梁培璜冷笑一声，也加入了批评黄维的行列。林伟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陈长捷对此沉默不语。
一番争论过后，董益三厉声斥责要黄维书写一份检讨，可黄维对此无动于衷。黄维平日里遇到不满之事，就喜欢在笔记本上发发牢骚。
这日午后，黄维依旧掏出了笔记本写了起来。梁培璜误以为黄维是认识到了自身错误，在书写检讨，于是便十分好奇地凑上前来查看。
不料黄维所写并非是什么检讨，而是一首打油诗
“龙困浅滩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！”
梁培璜怎能看不出这是黄维在拐着弯骂他们，当场怒不可遏地质问道：“谁是虾？谁是犬！”躺在床上休息的董益三闻言立即起身，拿起笔记本查看。
看完之后，董益三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猛地伸手打了黄维两耳光。黄维自然不肯吃亏，挥手便向董益三打去。
梁培璜眼疾手快将董益三拉开，黄维用力过猛一个趔趄跌倒在地，脸上也挂了彩。
管理所人员闻讯立即赶来，这才阻止了这场功德林第一次国民党战俘打人事件。事后，功德林最高领导姚处长亲自对此事做出了公正的处理。
他表示黄维的观点是需要沟通纠正的，董益三坚持正确观点的行为虽然是对的，但不该动手打人。
姚处长公平的处理方式，让黄维的内心痛快了不少，也让他对管理所有所改观。
黄维的改变
掌掴黄维之后，董益三便经常盯着黄维这个顽固分子。
有一次，黄维托妻子为自己带了几本书，其中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书名十分符合他的胃口。
黄维于是便捧起这本苏联小说阅读起来，谁知道里边讲述的是工人阶级奋斗的故事，这使得黄维十分失望。于是他偷偷将这本书一页一页撕下来，当做厕纸使用。
这一行为自然被“火眼金睛”的董益三发现了，厉声斥责黄维“反布尔什维克”，还联合组员开会批判黄维。
黄维的作为为改造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。
1955年，国家将全国各地的一些重要战犯移至功德林管理处共同管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些战犯开始模仿黄维蓄起胡子，这些人还经常悄悄聚在一起。
曾任国民党山东绥靖统一指挥部副主任的庞镜塘，则是这群“蓄胡派”中最长的一位，每次与他人相见，他总要得意地捋一把胡须道：“我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庞镜塘。”
对外，庞镜塘声称自己蓄须的原因是和妻子有约在先，然而这一理由十分蹩脚生硬，没能瞒得过宋希濂。
宋希濂私下找到庞镜塘，询问他蓄胡的真实目的，庞镜塘这才吐露了自己的心声：
“我这是吃国民党饭长出来的胡子，不可能为了共产党而剃。”
这让宋希濂大惊，没想到顽固分子竟然以此作为对抗改造的工具。
这岂不是和民国之初人们头顶不愿剃去的辫子一样，成为旧时代残存的余毒了吗？
于是思想改造积极的宋希濂，便组织自己昔日的部下们发动“斗须运动”。加上军统王少山、董益三的举报，蓄须派顿时慌了神，开始纷纷刮起了胡子。
号称“不可能为共产党而剃”的庞镜塘，唯恐被当做顽固分子，以极快的速度剃掉了胡须。
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刘嘉树更为彻底，直接将胡子头发剃了个精光，就连最顽固的黄维最终都剪掉了胡须。
黄维能够剪掉胡须，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的内心此时已然动摇，思想上也出现了积极的转变。
让他开始接纳共产党的原因，是他爆发了多种结核病，在病床上躺了足足四年的这段时间内我党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。
由于当时国内不具备生产治疗结核所要用到的链霉素、青霉素等药物，需要专门到香港、澳门进行购买，因此为黄维医治是费了很大功夫的。
在黄维瘫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时，是管理员始终任劳任怨地照料他吃喝拉撒，这让黄维深受感动。
病愈之后，黄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，在管理所的带领下，功德林的战犯们参观了各种新建设。
不管是日新月异的新中国，还是百万群众兴高采烈为祖国庆生的壮观场面，都让黄维的内心产生了剧烈的震动和共鸣。
终于，黄维接受了党和国家对他的思想改造，在1975年3月19日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。
重新回到人民之中的黄维失声痛哭，坚定了自己余生的目标：为祖国统一事业献出绵薄之力。
台湾方面曾向黄维抛出橄榄枝，希望他能回到台湾，承诺会为他补发27年来的薪水。
但黄维拒绝了：“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共产党待我不薄，我是不会去的。”
后来他加入了全国政协，致力于国民革命军军史研究。
1986年，82岁高龄的他想要再看看抚顺战犯管理所，这个他生命转折点的地方。
他特意提出不住宾馆，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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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
